西方绘画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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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起，西方美术逐渐开始对日本产生影响。西方绘画着重使用焦点透视法，就像照相一样，绘画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通过镜头摄入的画面如实地“照”下来。这种画法符合人的视觉真实感受。西方绘画还通过对阴影和高光的运用，来体现绘画对象的质感、立体感，营造出空间感。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焦点透视的典范。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与之相反，中国画则着重运用散点透视。散点透视更像是绘画者站在一个空间点上的视觉总结，绘画者更重视构思，而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的不同，各自在绘画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很大。西方写实绘画更重视视觉真实性、科学性，讲究写生。而中国画则不以再现自然、悦人眼目为目的，而是重“立意”，讲究“默写”，即获取素材后回房作画。好的作品更是绘画者人格、修养、情趣的多重体现。如元朝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为画好这幅长卷，黄公望终日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幻，并随身带纸笔写生积累素材，有了深入的观察、亲身的体验、丰富的素材，加之他晚年已炉火纯青的笔法，才有了这幅传世之作。画家虽没有准确重现某一时刻的现实的景象，却为我们勾勒出了壮阔生动的意境：“丘陵起伏、峰回路转、江流沃土，沙町平畴。云烟掩映村舍，水波出没鱼舟。近树苍苍，疏密有致，溪山深远，飞泉倒挂……”历朝历代有多少人为之倾倒自不必说。与中国美术有着很大渊源日本美术与中国一样，也没有焦点透视法。部分日本画家出于好奇，开始临摹西方风俗画，还有一部分画家则是抱持着真心学习西方绘画的态度，希望能对当时停滞不前的日本美术有所进益。

 

然而，日本与西方的交流并没能持续多久。由于西方宗教的思想意识与强调绝对统治的封建伦理道德在本质上的不同，使得日本统治者感到这种思潮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政治威胁。德川幕府政权于1633年（宽永十年）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日本与西方往来。

 

而相较于有着传统渊源的中国文化就宽容得多，随着中日的商贸往来，日本间接地从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绘画中学到了西方的透视、明暗等原理。

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

 

明清美术对日本的影响

 相对于西洋传教士在日本所受到的挫折，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就显得顺利了许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明朝万历年间）从澳门进入广州后，陆续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他带来的欧洲铜版画及数学知识，为后来中国人了解和掌握空间原理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清朝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也都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善待西方传教士，并接受他们所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的宫廷中有好几位传教士兼画师，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来京，历经康、雍、乾三朝。郎世宁进入宫廷后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人物、花卉、鸟兽等等种类繁多，而且他尤为擅长画马。郎世宁还带来了一本《为了画家与建筑家的透视图法》的书籍，并且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透视、明暗、解剖等技法相融合，创立了“写实的折衷画风”，并为皇帝所喜爱。如郎世宁的早期作品《百骏图》。

郎世宁：《百骏图》（局部）

 

上层阶级的绘画趣味也对民间版画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影响。相对于宫廷绘画的“小心”和“拘谨”，民间版画就活泼、自由得多。最有名的当数清朝初年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它刻版细密，出现多色套版，而且明显可见西方铜版画的阴影和透视的手法，在中国版画史上独具特色。通过有限的贸易活动，苏州桃花坞木版画进入日本，这些为数不多的中国民间木版画被日本画家们视为珍品，并从这些作品中间接地学习了西方的透视法。

 

清代画家沈南于1731年（享保十六年）应幕府之邀东渡日本，在日本作画传艺长达两年。他带去的两院画风深刻地影响了江户时代的日本画坛。沈南名铨，字衡之，浙江湖州人。他擅长画花鸟走兽、仕女，以精密妍丽见长。他作品中浓郁的北宋及明代院体风格正好吻合了日本绘画既细腻又崇尚装饰的特点，成为了影响日本近世绘画的重要人物。他传世作品有：《鹿群图》《鹤群图》《松鹿图》《松鹤图》《凤鹤鸳鸯图》等。

[清]沈南：《鹤群图》

随着沈南的作品广泛流传，江户地区出现了“南派”，在他的影响下，日本的画师开始提倡和重视写生，并结合西方绘画的“写实”与日本的装饰性，逐渐开创出日本画的新风貌。在中西绘画的影响下，本来已经没落了的浮世绘版画渐渐摆脱了单一的歌舞伎和吉原美人的传统内容，开创出了新的篇章——风景版画。

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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